爹妈让自家来,Israel原教育厅长Shai

艾琳是原来事务所老板的秘书,波兰裔,金发碧眼,小小的个子,丰满曲线的身材,配上一张娃娃脸很难让人相信她已经年近五十了,尤其是当她束着高马尾时。

原标题:日本求学记:“爸妈让我来,我就来了” 来源:行业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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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到事务所报道那天,我小心翼翼的推开事务所的大门,怯生生的站在门口,第一个看见的便是艾琳。艾琳看我愣可可的,便一脸微笑的问:“甜心儿,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么?” 我诚惶诚恐的报上了大名,说明了自己是前来报道来的实习生。艾琳听后上前一把挽住了我的胳膊,说她正在等我,随后便拽着我走向走廊。走廊里我僵硬的把身体轻微的弯向艾琳这边,就和着她的身高,像个偏瘫病人一般的走着。好在走廊不是很长,一个办公室出现在手边,艾琳半推着把我送了进去,报出了我的大名,便转身走了,随即,身后走廊里又传来了艾琳的笑声,也不知道她又遇到了什么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作者:冯川,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原标题:以色列原教育部长Shai Piron:打破教育与技术的鸿沟,从改变课程表开始 | 2019 T-EDGE 来源:李程程

艾琳干活手脚利落迅速,说话也是快人快语,和我很是和得来。很快的便断断续续的给我讲了她的全部经历,初听时我很难把眼前这个外向活泼的女子和一个家暴受害者联系起来。

此前,社长推送了《冯川丨日本求学记:“异国”与“他乡”》,介绍了来到日本的不同类型的人群,并且将其统称为“新来者”。那么,在这些“新来者”中,小留学生是在怎样的境况下来到日本呢?不同类型的小留学生在日本的处境是怎样的?主动或被动来到日本,对他们的生活有何影响?

摘要: Shai Piron强调,如果一所学校教的是我们父母的时代所学的同样课程的话,就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在那儿上课了。我们的新课程表设置的核心,应该是让学生明白“5W”:what, when, where, who, why.

艾琳和前夫是高中甜心儿,毕业后,两人在家人的反对声中迅速的结婚并有了两个女儿。刚开始,二人生活也是蜜里调油般的美好。后来,艾琳的前夫沾上了酗酒的毛病,然后发展到逢酒必醉,逢醉必暴打艾琳的地步。即便如此,艾琳从没说过前夫的坏话,只说前夫年轻时很帅,不喝酒时人善良的像个天使。看得出,艾琳曾经深爱那个人。慢慢的,被打的多了,艾琳开始反击,家里在二个女儿面前的家暴从单打变成了双打。直到一次,夫妻二人对打时,大女儿上前试图劝解,艾琳前夫一个巴掌甩在了女儿的脸上。艾琳说那一刻她知道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随后,艾琳带着两个女儿住进了家暴妇女庇护所,申请了隔离令,并迅速的办理了离婚手续成为了一名单身母亲。艾琳的二女儿坚决的站在了母亲一边,断绝了父亲的联系。而大女儿却一直试图调和父母的婚姻未果,便迁怒于艾琳,高中毕业后便搬离并疏远了艾琳。每当艾琳谈到大女儿时总会说:“妮可那时候太年轻了,等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就会懂了。” 果然,妮可在有了自己两个孩子后慢慢的恢复了和艾琳的关系,有时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事务所看望艾琳。

根据笔者有限的访谈资料,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以打工挣钱为目的而来到日本的。笔者访谈的一位2000年代初来到日本的学生家长,为笔者描述了她所经历的中日经济差距。她当时以赚钱为目的来到日本,并在10年前拿到了永住资格。

以色列原教育部长、以色列高等教育理事会主席Shai Piron在2019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

艾琳后来的男朋友叫卡罗,比艾琳大十几岁,是个卡车司机。卡罗人长的不帅,但踏实肯干,也很精于投资。卡罗的老婆过世后,便一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后来,又投资买了一栋三层小楼,自己住一个两居室,其它房间出租,艾琳便是当年的租客之一。谈到卡罗的追求时,艾琳都会窃笑几许,说:“我早就看出他的意图了,连换个灯泡都会坐下聊很久。” 每当此时,我想艾琳应该是很得意的。后来,艾琳终于接受了卡罗,两人搬到了一起。艾琳的二女儿雪莉和卡罗很融洽,连雪莉的婚礼都是卡罗陪着走向了神坛。但艾琳和卡罗的三个孩子并不合拍,艾琳总是抱怨那三个人像鹰般的看着她,总怕她会骗取卡罗的钱财。

她说,那时候永住资格很容易取得,超过签证期限留在日本的“黑户”也很多,“很多家庭的很多人都留在这里,一半以上都是黑户。前十几年,在这里全部都是黑户”。这些“黑户”中的不少人,都指望着在日本赚够钱之后回国,以后再也不来日本。

2019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在北京大兴星光视界中心正式开幕,在第一天的科技全球化论坛上,以色列原教育部长、以色列高等教育理事会主席Shai Piron出席并发表演讲。

艾琳和卡罗一直没有结婚,连税务都是分开填报的。而卡罗对艾琳却是十分的信任,每年保税是都会把全部资产和全年收入信息交给艾琳来打理。艾琳也是仔仔细细的把账务记录的一丝不苟。我问过艾琳有没有抱怨过卡罗没有给她一个身份。艾琳说已经很满足于卡罗照料她的全部生活,自己的工资全部自己花了。对于“如果有一天卡罗不在了怎么办”的问题我也一直没能问出口。艾琳就这么一直无忧无虑的过着,每年二月份和女伴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休假一周也算是对自己一年辛劳的犒劳。

在那个年代,她的家乡福建省福清一个县城的房价才1500元/平米。由于当时中日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日本“赚一年的工资,就能回去买一个套房了”。她坦言,“十几二十年前,没有几个人来是为了在日本学习的。那时候日本经济也好,中国物价也低。那时候和现在差不多,一个月赚个20-30万日元,一年赚个200-400万日元,10多万、20多万人民币回国”。

当前我们在教育以及技术之间还存在很大的鸿沟,Shai Piron表示,如果想要搭建起教育和技术之间的桥梁的话,我们就需要打破一堵墙——就是学校的课程的设置。

离开事务所不久,接到了艾琳的电话,电话里艾琳说卡罗终于求婚了,但两个人决定不大办婚礼,就在市政府登个记而已。我高兴的祝贺他们的爱情天长地久,快乐一生时,艾琳却笑了,说那是公主和王子的童话,早在离开前夫那时她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再奢望爱情了,现在她很高兴自己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卡罗的遗嘱上,并强调自己确定这已经是白纸黑字的。而我,也终究没有说出“其实遗嘱也是可以改写的”丧气话。

如果说这些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在来日之初都具有极其明确并且极其功利的单一目标指向,即在日挣钱、在家乡过更好的生活,则他们的子女对于“来日”这件事的理解就会因其所处年龄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Shai Piron发现,传统学校的课程表设置问题,代表教育变革的必要性。因为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几乎在半个世纪内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几乎和父母辈拥有着同样的课程、同样的学科、同样的学习时长的时间表。

挂上电话,我不由的回忆起来,企图在艾琳说过的话里找出她其实是爱卡罗的证据,已证明自己对于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理念的正确,却又忽然发现自己很可笑。想必艾琳是快乐的,年轻时得到过爱情,年长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谁又能说爱情一定是婚姻的必需品呢,两个人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应该就是幸福了。

1、来日本或许是一种“多余”?

课程表是我们教育的核心。Shai Piron强调,如果一所学校教的是我们父母的时代所学的同样课程的话,就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在那儿上课了。我们的新课程表设置的核心,应该是让学生明白“5W”:what, when, where, who, why.

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纪念日出生的王佳肴,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在他大约3个月大的时候,曾在国内五星级酒店担任星级大厨的父亲就来到了日本东京都的西川口继续从事餐饮业。

在旧式学校,我们学习知识,回答问题,毕业之后即结束了学习。而早在新式学校,我应该让学生提出问题,毕业之后只是开始生活,但是此后时时刻刻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据王佳肴的理解,父亲来日是因为“那时候在日本可以赚很多钱,比国内多多了”。而曾在国内担任经理职务的母亲,原本业务繁忙、经常开会,而在怀他的时候就把工作辞了,并在父亲来日几天之后也来到了西川口。

教师也同样重要。有的老师不应该只是加油站的角色,学生就像机器一样,把油加满就可以走了,而是是应该能给学生带来新的能量,能够打开学生新的眼界。

王佳肴出生后并没有随着父母来到日本。在他上小学以前,他与现年71、72岁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他4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日本,是被父母借休假之机接去日本游玩。在他的记忆中,东京都的西川口就是他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

以下是Shai Piron在钛媒体2019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的演讲实录,经钛媒体编辑:

上小学以后,王佳肴离开了爷爷、奶奶,开始与二姑妈同住。二姑妈是汽轮小学的主任,而他也就在这所小学上学。一直上到六年级上学期结束,王佳肴再次来到日本,于2018年4月起在东京都足立区丰川小学上五年级,而此时正是日本小学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对于自己为何会来到日本,王佳肴回答说“爸妈让我来,我就来了”。

在21世纪我们有很多公司,他们都可以生产出新的好的产品。但是,我们在教育以及技术之间还存在很大的鸿沟。我们如何才能够弥补缩小这么大的差距?

像王佳肴这样的小学生,对于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并且对于自己命运轨迹的改变也没有任何做出自我阐释的想法。父母在烹饪料理方面有一技之长,获得了来日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出于接替爷爷、奶奶和亲属对孩子进行教育和照料的考虑,在日本站稳脚跟的父母如果认为没有回国的必要,则自然会将孩子也接到日本来,在一家团圆的同时共谋发展。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堵墙,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它没法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

而留守在国内的孩子,似乎并没有感觉一定要来到日本。访谈中王佳肴多次表示他要是继续在国内上小学,都快小学毕业了,但来到日本却还需要重新适应日本的环境和学习方式,不能直接进入毕业年级。在他看来,来日本或许是一种“多余”、一个本没有必要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出现的“意外”。

我们如何看待教育呢?我们教育体系一方面能够为我们公司服务,为我们的国家服务;另一方面,它还会为我们的新的创意服务,为新的学校服务。这些学校会引领我们整个世界的发展。

当然并不只是小学生才会感受到这种命运无法由自己把控的被动感。出生并成长与江苏南京,2018年在日本上初二的张语嫣,对这种感受也深有体会。张语嫣的姑姑首先在东京开了一家美容店,随后张语嫣的父亲于2004年也来到了日本当厨师,把张语嫣和她的母亲留在了南京。

但是问题在于,世界上大部分的学校是为国家、为公司、为政府来服务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必须要考虑技术,我们必须要利用和拯救能源,我们还会谈论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没有人涉及的就是学校教育。

在国内,张语嫣与外婆同住。由于张语嫣的母亲是出租车司机,其母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管自己的孩子。而其父日语并不好,在餐馆里他的日语就靠他弟弟的孩子和他妹妹的孩子,或者靠在他店里打工的会讲日语的中国人,张语嫣都“难以想象他这14年是怎么过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就是学校思考的是什么——5个W.

张语嫣的母亲是2008年来日本的。张语嫣说:“我妈后来来日本的时候,我爸就特别怕我妈,之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爸对我妈很愧疚,觉得把她一个人丢在国内4年很对不起她一样。”张语嫣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据她的理解,她父母来到日本都是因为她姑姑在日本,而她姑姑的意思是:把张语嫣爸妈弄过来以后,再把张语嫣弄过来,就可以在跟前看着他们,防止他们吵架过激甚至离婚。

当我们的教师传授知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过去,只是知识本身而已。没有人知道我们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没有人知道互联网,没有人知道脸书、微信、谷歌或者其他的事情。他们认为,教师是万能的,教师无所不知。

张语嫣认为她父亲最对不起的其实是她。因为她父亲去日本后,上小学的张语嫣开始要面对说她“没有爸爸”的同学。由于南京大屠杀,南京人对日本特别敏感,很多同学家里爷爷那一辈都经历过,所以当张语嫣反驳说自己的爸爸在日本时,就会遭来同学的谩骂,说自己和家人是叛国贼。

但是在几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的时候互联网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事物,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面临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不是what,而是why。

由于张语嫣家中的爷爷一辈出生晚,都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而经历过大屠杀的太爷爷又在张语嫣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张语嫣自然对南京大屠杀缺少认识。她只感觉到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思想也特别恶毒”,甚至拿美工刀在她身上划。

我们最初是解决知识,就想知道理解为什么。有知识并不能存活,我们需要去理解,需要去问为什么这样问题,如果我们停止思考,我们会失去一切。

当她后来对南京大屠杀有所认知,并开始理解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日本的牵连之后,她开始不喜欢日本,甚至“特别讨厌日本”。因为和外婆同住,缺少父母的监督,张语嫣形容她的国内初中生活是“简直快乐得都要升天了,每天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在做的很多事情之后,我们在仅仅问什么和为什么也不够了。现在有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要为谁做这个事情,以及意义。

然而,以前从来没来过日本的张语嫣,在某天突然“莫名其妙地听我妈妈讲:‘我要去日本找你爸爸了,你到时候自己坐飞机来找我’”。张语嫣反对说“我不去日本”,她母亲说“不行,你在中国的学校我已经帮你办好手续了,差不多8月1日就除名了,你就上不了学了”。张语嫣回忆说:“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是震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最后,张语嫣于国内初一刚结束的那个暑假,2017年8月1日,来到了日本。

21世纪的人类会谈到幸福,他们想要看到,还想知道他们有另外一种生活。如果不问为什么,学校和教育就会失败。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会问是什么,我们再接着问为什么,现在我们非常微妙地让他们知道是为了谁,从而过有意义的一生。

访谈时张语嫣对笔者说,她最近问她母亲“当时为什么来日本”,她母亲开玩笑地回答说“因为日本的东西好吃”,张语嫣说当时“我忍住了想要打她的感觉”。张语嫣至今仍认定她是被她的父母逼着来日本的,并对这件事充满了怨恨。

举个例子,我有一张我6岁上学的时候的课程表,还有我妈妈的课程表,她现在是75岁了,以及我女儿的课程表。我的课程表、我女儿的课程表和我母亲的课程表,是一模一样的。五个小时的英语,四个小时的数学,三个小时的科学课,还有两个小时的历史课。

在日中国人初中生李骁睿的二姐,也属于被家人逼来日本的典型。李骁睿的二姐在日本出生,在很小的时候又被送回国内。她本来在中国考上了一个二本大学,她本人也觉得不错,感觉非常满意。

这个合理吗?从我母亲一直到我女儿,这样的课程表持续了50年的时间,他们到学校一直学同样的学科,同样的课程,同样的时间。现在我们去上课,我们的老师都会跟我们上的课的内容是55年前一模一样的课程,有可能还是跟我祖母或者曾祖母上的课程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李骁睿的父母和其他亲戚都叫她来日本,虽然她非常不情愿,还是经常跟她说来了日本发展肯定好,在中国工作太难找。最后她被父母强制性地接来了日本,重新学习日语,并准备参加留学生考试。在访谈时,她的日语刚刚通过能力考试N2水平。据李骁睿说,她二姐不怎么和父母讲话,与人交流很少,“别人不找她聊天,她不会主动说话”。李骁睿只在有事情,或者吃饭的时候,才能跟她二姐说上几句话。

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想要搭建起教育和技术之间的桥梁的话,我们就需要打破这个课程,打破这个墙。这个墙就是课程的设置。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也梦想着想要改变,我们需要弥补差距。

2、最后,连朋友都没有了

我知道有的以色列学校已经改了课程表,他们周日的课程是拯救这个世界。这个课程会讲什么呢,在这个课程上会讲历史,会讲《圣经》,会讲文学,都一起讲到。

如果说上述事例中的当事人是已经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之后,才被动地来到日本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在更小的年龄阶段就毫无意识地被父母带到了日本。李骁睿的二姑丈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李骁睿的二姑丈原先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二姑和她丈夫是通过中国人介绍才认识的,认识的时候他们都还在中国。他们结婚成家之后,二姑丈来到日本留学。

为什么名字叫“拯救世界”?因为这个课程目的或者目标,并不是教学生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教他们历史,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能够在未来做什么,我们让他们了解历史,是因为我们想要拯救更好的世界,我们想以史为鉴,希望能够和我们过去的崇拜、贫穷和繁荣当中去学习,而不是知道五百年前发生什么,希望在未来的五百年能够更好,所以为了拯救这个世界,让他们成为世界的公民。

二姑丈很能赚钱,在日本丰田做营销经理。买了房子之后,二姑就随着二姑丈来日本当家庭主妇,他们的两个小孩刚上幼儿园就被他们从中国带来了日本。由于孩子都在日本长大,他们都不会说中文,行为模式也已经日本人化了。但是他们的国籍还是中国籍,李骁睿说:“国籍他们不会改的,改的话会被家里人说的。”

另外,我们如何教他们体育、化学和数学呢?他们需要这样的基础知识,这些基础知识并不只是一个学科,它是像我们生活在这个新世界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除了这种彻底被稳定地日本化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被动地随着父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回奔波。李骁睿大伯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大伯最开始是和他父亲、大姑丈一起拉货,在福建省福清市做煤矿生意。后来听先去日本的二姑说,学厨艺在日本很吃香,于是李骁睿的大姑丈直接先去日本,大伯和父亲就都去福州学厨艺,学成之后一起来到日本。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想要改变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从课程表上来改变,课程表有的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我们可以看一下校园的课程表,就知道他们校长或者老师知道学生到底在学什么,如果他们教的是我们母亲的时代所学的同样课程的话,就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在那儿上课了。

大伯的两个儿子原本在中国长大,分别从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开始在日本上学。在他们准备考大学的2011年,因为东日本大地震,他们的父母担心日本再地震,就带着他们全部都回国了,没有再在日本考试。

我对比了传统的学校和新的学校的不同。在传统的学校我们可能学的都是很小的知识。新的学校,我们学的是如何去生活。在旧的学校我们实时回答问题,在新的学校我们让学生问问题。

大伯回国之后听说煤矿很吃香,又去做煤矿,并且也没有再让两个儿子去上学,而是让他们去学经营,跟着大伯去做煤矿生意。后来因为煤矿生意赚不到钱,大伯又回到日本做厨师,他的大儿子在福清市投资开美容院和饭店,二儿子又回到日本打零工,与李骁睿家同住。

在旧的学校我们毕业之后结束了学习,而在新的学校我们毕业的时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之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学习的过程。所以这是我们学校要教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食品的问题,贫穷的问题,有暴力和个人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学校里面并没有教学生如何去应对这六点问题,我觉得这六点问题应该必须是新的课程的核心。

2018年,大伯得了甲亢,怕在日本治费用贵,吃日本这边的药回中国会不适应,就回中国了。大伯现在每天都打点滴、吃药,不能间断,并打算如果治不好就不回日本了。李骁睿评价说:

老师也是有很大的问题。你们的老师是谁?比如说,有的老师可能只是这个加油站的角色,学生就像机器一样,把油加满就可以走了。但是教师是应该能给学生带来新的能量,能够打开学生新的眼界。学生学习之后希望他们问问题,而不应该只是期盼着下课,因为如果课堂内容足够有趣的话,学生会非常的想要上课。

“二哥比较孤独吧,快30多岁,就是被我大伯这样带来带去,最后连朋友都没有了。大哥结婚有孩子了,回国就比较好,他中文也讲得比较好。但是二哥中文水平差,讲话磕磕巴巴,自己也想再回到日本。毕竟他们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和三年级来的日本,母语差距就很大。”

我觉得新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技术对我来说并不只是一个挣钱的工具,技术其实是新的一种哲学理念。

当李骁睿与二哥用中文聊天,会感觉与二哥交流有点障碍。虽然二哥还是懂得关心人,据说长得又高又帅,但不善与人交际。李骁睿说,二哥经常问他一些不知道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李骁睿“你知道某某是谁吗”,李骁睿说不知道,他就说“哦,你不知道”,然后他们俩的对话就结束了。李骁睿若追问他“某某是谁”,他会说“你不用知道”。

我们创造了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我们其实改变了朋友之间的关系。我还小的时候有两个朋友,现在我脸书的主页上可能大概有五万个朋友。我就不知道现在“朋友”这个意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以前聊的朋友跟我孩子聊的朋友其实完全不是同一个意义概念了,发生了变化。

李骁睿二哥的事例典型地反映出,被动地在异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当青少年尚未在某个社会中完成语言习得和社会交际网络的建构时,突然让这一过程发生中断的“社会移动”。只会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丧失感”和情绪上的不安,并有可能使其产生社会化的挫败感,阻碍他在新的环境中对社会网络的重新建构。

技术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技术其实并不是为了技术本身,是为了让我们过好自己的一生,而且我们也不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我们还要跟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的人来交流,技术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做一些事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作者:冯川

所有的技术都是和人类的关系发展而发展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拯救去改善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教育的目的,能够减少鸿沟,打破隔阂,开始实现新的课程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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